看見 - 都怪我，我從一開始就不該看柴靜

柴靜固然是我所見到中國目前最好的記者，但這多半是因為她能不斷地反躬自省，不求在體制內渾渾噩噩混一輩子。但真正從智識上來說，我對她有諸多不滿。



柴靜做新聞的大前提我就是反對的。她認為，只要理性溝通、親身體驗，就能同情地理解被採訪者的處境。這個前提先驗地認為人性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兩個主體之間能夠“同情地理解”。在理智，或說“自我”的層面上可能確實如此，但理智只是很淺層的一種操作。在採訪戀足癖、同性戀、抑鬱症這類可能由於童年創傷產生的心理問題時，這種“溝通”、“交流”、“設身處地”、“換位思考”的方法就無能為力。柴靜怎麼可能做到同情地理解一個戀足癖、同性戀和抑鬱症患者呢？這時應該採取精神分析師的方法，和患者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不是認同患者），在患者的自我、他者、從自我指向他者的慾望，從這三者中找出患者的癥結所在。但柴靜不懂這個，因為她的知識裡只有胡適的老三篇：容忍，獨立，自由。

對李陽的採訪就是個絕佳範例。李陽說他和Kim結婚只是為了“做個實驗”，柴靜這時只是說：“那小孩會覺得，我只是一個實驗品”，李陽回答的理直氣壯：“挺好啊，有好的實驗品和不好的實驗品啊，如果我們把他實驗得很好。”一個好問題應該是：“你崇拜毛主席麼？”得到答案後就此打住。李陽自卑的童年、向強者投射的慾望，提供了一個教科書般的精神分析樣本。但柴靜不會分析，也不可能同情地理解李陽，她只知道“孩子是獨立的個體”、“孩子應該是自由的”，所以在聽到“實驗說”之後，她只能吃驚地表示：“可那是一個生命啊！”這有什麼奇怪？中國幾十億人在幾十年裡不都是生活在“實驗”中嗎？李陽的屌絲心理，不僅產生了他的家暴事件，也是微縮版的中國近代史。

在涉及製度問題的採訪中，她也缺乏足夠的政治、經濟、歷史知識，因此完全提供不了有價值的角度和信息。她多次採訪徵地的新聞，卻沒有對土地財政的緣由和性質做一個基本的說明（土地財政和分稅制改革的關係？土地財政收入是不是預算外收入？），反倒是在一次採訪中，由於採訪對象閃轉騰挪躲避問題，她在筆記本上記下“真是沒有道德底線”（大意）。後來她有所長進，知道自己沒文化，去採訪了周其仁和陳錫文。

但積習難改，記吃不記打。在最新一期的《蘭考棄兒》裡，她先對主管民政的副縣長說：“縣里有2000萬給某某中心蓋大樓，卻沒錢修孤兒院。”然後問了個巨傻逼的問題：“您覺得這是一個錢的問題，還是一個意識的問題？”這問題的傻逼還傻逼在兩方面：1，這是種“逼問”，受訪者在此條件下當然只能回答“這是個意識問題”，給受訪者預設了唯一答案，因此問題沒有實際意義，只能滿足提問者的施虐快感2，提出這樣的問題，柴靜顯然自己就認為縣里設立孤兒院是個“意識問題”，政府提高意識就行了，跟解決隨地吐痰似的。問題真正在於兩種關係：政府和民間的關係；縣級政府和上級政府的關係。這裡面可以問的問題太多：政府現在是怎麼看待NGO的，是仍然對NGO抱有抵觸情緒，還是願意小政府大社會？從經濟上，政府、特別縣級政府是不是有必要花一筆錢來辦一個孤兒院？縣級政府的priority是什麼？在預算裡、在工作上有多少是放在孤兒院的醫療、教育上（在教育支出首次達到GDP 4%目標的情況下，這當然不是意識問題，是政策導向如此）在設立公共項目時，縣級政府要經過怎樣的審批程序？錢從縣級政府自己的預算裡拿，還是上級給撥款？真正的信息在“how it works”，而不是“啊，不好意思，這次沒意識到，下次一定注意！”

舉一個好的例子。在講到46年的土改時，秦暉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土改並不只是執行我黨的經濟政策，同時也是一種戰爭動員的手段——你都把地主鬥死了，國民黨如果贏了你還怎麼活？所以死了心的跟我們鬧革命打老蔣吧！這解釋了為什麼，在土地集中程度並不嚴重的地方，土改依然進行的很慘烈。這種說法提供了土改的心理動機，而且也不是瞎猜，這種逼別人髒了雙手、裹挾上船的舉動，在之後又重複上演：九大前，毛對周說：“你想潔身自好，對不起。我要讓你在中央全會上做劉shao奇的歷史問題審查報告。你乾淨不了。就算以後歷史翻案，你也難逃後人的責備。”

總而言之，以柴靜的知識結構，不足以撐起一個調查性新聞的節目。當然這都怪我，我就不該要求從她的節目裡得出這麼多信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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