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 - 狂熱民意的背後

“躲貓貓”、“打醬油”、“70碼”、“人肉搜索”……這類事件如今已成為熱門甚至是流行詞彙。在這些詞彙的背後，積蓄著巨大的公眾情緒的力量。
公眾情緒古已有之，只要有群體存在，就會有這樣的情緒力量在民間不停流淌。這裡的“群體 ​​”一詞不只是指聚集在一起的個人，而是心理學上的定義——即在某些既定條件下，並且也只有在這些條件的下一群人。這樣積聚成群的人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感情與思想轉向一個不同的方向，形成了群體心理。對於公眾——這個龐大的群體，則形成了集體式的公眾情緒。近10年間，國內的公眾情緒力量悄然興起，並且難以遏制地呈噴湧趨勢發展，成為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2001至2003年間，是中國發展階段的一個特殊時刻：申奧申博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徹底打開國門，兩代領導人之間的權利交接，突然到來的SARS危機，……這些並存的因素，都使得中國社會得到暫時性的氣氛鬆動。而互聯網業在經過2001年的洗禮和蟄伏之後重入成長軌道並且發展呈狂飆突進態勢，這為信息的傳播和言論提供了寬廣的平台。人們似乎發現了一種強大的公眾情緒凝聚的可能性，及其所表現出的強大力量，可以對抗無處不在的政治權力。

公眾情緒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的體現可以說是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這個廣州大學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許志永律師憑藉著公眾情緒的支持和媒體的力量，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了，孫志剛事件也成為了中國法治歷史的里程碑。這是媒體和公眾力量挑戰長期行政法規的典範。今年的“躲貓貓”事件，“70碼”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正是由於公眾的持續關注與公眾情緒的反應強烈，對相關部門造成一定壓力，使得相關機構從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後不得不正面回應，這對事件的調查有著正面影響。公眾情緒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現著力量。

但是，在公共訴求勝利的表面下，我們也不應盲目樂觀。我們所要注意的問題是：任何力量的過度放大，都會模糊背後的真實。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驚世界，危難時刻中國社會各界掀起賑災熱潮。身處國外的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之後，在地震當日當即做出万科捐款220萬的決定。而此舉被認為是“摳門”，引來網絡上一片罵聲。5月15日王石在博客中為自己辯護，反而是被看做越辯越黑，加之媒體的斷章取義的報導，遭來公眾的漫罵譴責，万科遭遇了企業內的8級地震。最後王石不得不向公眾道歉，“捐款門”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筆者看來，如果一定要說王石真的做錯什麼了的話，那就是：在公眾情緒處於高度敏感時，當感性成為公眾情感主流時，企業家，這些理性邏輯的信徒刺痛了公眾敏感脆弱的心。他對自我財富的捍衛，在公眾眼中顯得是那麼可惡。勒龐曾經說過：“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譬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群體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群體行為特有的屬性”。當公眾情緒遭遇商業理性，王石觸犯了眾怒，可以說徹底栽了個跟頭。公眾——這個龐大的群體對這一事件普遍的惡評和討伐，掩蓋了中國社會的製度性缺陷，將危機引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這樣的聲音的出現，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
根據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觀點，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個群體中的個人，不過是眾多沙粒中的一顆，可以被風吹到無論什麼地方個人沒有主宰自己的反應行為的能力。“心理群體是一個由異質成分組成的暫時現象，當他們結合在一起時，就像因為結合成一種新的存在而構成一個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會表現出一些特點，它們與單個細胞所具有的特點大不相同。”而造成組織化群體這一特徵的原因，勒龐在群體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中將之歸結為三點：
首先，群體的普遍性格特徵受無意識支配。“人們在智力上差異巨大，但卻有著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無意識的深層結構中，包含著時代相傳的無數共同特徵，它們構成了一個種族先天的禀性。筆者認為，中國人的公眾情緒中經常混雜著自卑與自大。這種現狀的產生與中國在過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關，與十年動亂有關，與1989年之後中國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狀態有關，也與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狂飆發展所導致的人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發展不平衡，思想發展中出現大量斷層有關……這些都對種族的無意識構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捐款門事件中，還暴露出了中國社會地殼底層的一股憤怒的力量。這股力量包括了“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基礎秩序薄弱”、“生存壓力巨大”、“草根群體挑戰精英群體”……這些種種元素組合構成了公眾的無意識結構，最終在公眾情緒膨脹之時徹底徹底噴湧而出。

其次是由傳 ​​染現象導致。這對公眾情緒的形成起著決定作用，同時還決定著它所接受的傾向。傳染雖然是一種容易確定其是否存在的現象，卻很難解釋清楚。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傳染性。這種特點在互聯網中表現地異常明顯。網絡上的聲音無礙乎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激進的情緒極端主義者，而另一類則是冷靜的理性主義者。情緒極端者的言論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們的言論受到越來越多的鼓勵和追捧，他們的聲音也日益響亮，聲勢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聲音則淹沒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則受到了情緒的傳染，情緒極端者的隊伍越發龐大。互聯網上最“鼓勵”那種情緒極端主義者的非黑即白的爭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緒傳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蓋了。例如2008年5月前後熱議的“抵製家樂福”事件，正是公眾情緒所演化成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通過網站論壇、短信、郵件、博客等媒介，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染開去所導致的。對家樂福的抵制活動是由於當時反法情緒高漲所致。在此筆者不禁要問：在名為愛國的旗幟之下，真正損傷的是誰的利益？！這種缺乏理智情結和客觀依據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群體在自激、自瀆中不斷地氾濫膨脹，對於社會的進步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第三點則是群體易於接受暗示的表現，這也正是上面所說的傳染所造成的結果。2007年5月，一篇題為《廣州香蕉染“蕉癌”瀕臨滅絕》文章，報導了廣州種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馬病的嚴重情況，並在後續報導中稱這種“香蕉癌症”將給廣州、甚至全國的香蕉種植帶來“滅頂之災”。沒想到，這一關於香蕉樹常見病的消息，經網站論壇、短信、郵件、博客等各種渠道以訛傳訛，最後竟變成了“吃香蕉致癌”這樣的恐怖傳言。消息、傳言、謠言鋪天蓋地的結果就是：香蕉滯銷，蕉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香蕉爛在樹上。這個事件中駭人的傳播力量，是群體接受過暗示之後所創造的。群體通常總是處於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當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開始，傳染性暗示的過程就開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這一理論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傳染的推動下，一個個體編造的所謂“事實”——“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立刻就被多數人接受。而這種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於感情的宣揚會造成難以想像的惡劣影響。據相關政府部門不完全統計，自2007年3月13日某媒體消息見報後的43天裡，廣東、海南的蕉農因謠言而造成的損失至少達7億元之巨。
最後一點即第四條造成組織化群體特徵的原因，則是筆者的個人總結：在群體中個人的責任感會消失，並且會導致慾望的宣洩。僅從數量上考慮，形成群體的個人會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這使他敢於發洩出自己本能的慾望，而在獨自一人時，他必須對這些慾望加以限制。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樣一來，總是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經常只能在集體的行動中才能找到意義，因此我們的勇氣總是通過群體來表達的。在群體中個體擺脫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覺到了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強大的力量，人們平日遏制的慾望在群體中大量宣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眼中的網絡中的民意，總是充斥著傻氣和殺氣。似乎打字的鍵盤至於腎上腺激素緊密相連，網絡中的言論與頭腦無關。

這種公眾情緒的高漲與氾濫，並非是“中國特色”，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都會面臨這樣的過程。隨著中國的不斷納入世界，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人的身份敏感性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這與中國人由歷史原因所導致的過分自卑有著密切聯繫。對於民意狂熱的現狀，我們應做冷靜理性的認識，不應消極悲觀，更不應盲目樂觀。這可以說是一個社會從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讓一種模糊的情緒，（換而言之即一種情緒幻覺）成為一種真正的信仰。如果當這種誇張和單純的情緒成為一種真正能夠主宰群體的力量，它對社會的傷害將難以估量。
筆者驚奇地發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歷史是可以復制的，歷史已經讓我們看到了1890年—1920年間，美國如何在兩代人的努力下，變成了一個相對幸福、公正的社會，抑或是1976－2006年間，西班牙如何從佛朗哥年代的壓抑、封閉，變成了開放、自由、富有創造力新國家。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社會現在的處境只是個過渡階段。雖然前面的道路佈滿荊棘，但我們終能走過去。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很慶幸生活在這個充滿激情和變化的年代，能夠見證這樣一段不可複制的歷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點過去。

Source: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060538/